张敖(约前241年―前182年),外黄(今河南民权县)人,西汉初年重要的异姓诸侯王,是赵景王张耳之子,也是汉高祖刘邦的长女婿、鲁元公主的丈夫,汉惠帝皇后张嫣的生父。他身处汉初剪除异姓诸侯王的政治风暴中心,却靠着仁厚恭谨的品性,在波诡云谲的权力博弈中得以善终,是汉初那段特殊历史里极具代表性的人物。

张敖出身战国末年的魏国贵族家庭,父亲张耳曾是信陵君的座上常客,在魏地声望极高。秦末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,张敖被陈胜封为成都君,跟着父亲张耳投身反秦浪潮。巨鹿之战时,他亲自率领军队北上驰援被秦军围困在巨鹿城中的父亲,驻军在巨鹿城外,和各路诸侯援军一起形成对秦军的牵制,为后来项羽破釜沉舟解巨鹿之围贡献了力量。
他和刘邦的渊源早在秦朝末年就已结下:当时刘邦还只是布衣平民,就多次专程拜访张耳,在张家一住就是好几个月,和张家父子交情深厚,这也为后来张敖的人生际遇埋下了伏笔。
汉王五年(前202年),张耳病逝,张敖正式承袭父亲的赵王爵位,统领广袤的赵地。就在同一年,他联合楚王韩信、梁王彭越等各路诸侯王共同上疏劝进,全力支持刘邦正式称帝,建立大汉王朝。为了巩固和这位老牌异姓王的关系,刘邦把自己的嫡长女鲁元公主嫁给张敖为王后,张敖就此成了大汉的长公主夫婿,既是手握封地的诸侯王,也是和皇室绑定的皇亲国戚。
这段看似荣耀的联姻,本质上也是刘邦对异姓王的一种政治笼络与监视,张敖心里十分清楚,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处在长安朝廷的密切注视之下。
汉高帝七年(前200年),刘邦从平城班师返程,途经赵国。作为女婿的张敖态度极其谦卑,他脱去王服,戴上袖套,从早到晚亲自给刘邦端茶递饭,完全以子婿的礼节侍奉刘邦。可刘邦却完全不给他留任何情面,像簸箕一样岔开双腿席地而坐,当众对着张敖肆意谩骂,态度傲慢到了极点。
赵国的国相贯高、赵午等人,都是当年张耳门下的老门客,性格素来豪爽刚烈,看到自己的君主被如此羞辱,当场怒不可遏,私下找到张敖,提出要帮他刺杀刘邦出这口恶气。张敖听完吓得把手指都咬出了血,严词拒绝了他们的提议,说自己的父亲全靠刘邦的帮助才得以复国,刘家的恩德泽及子孙,绝对不能做出这种背叛的事。
可贯高等十几位老臣私下里商议:我们的大王仁厚长者,不肯背负恩德,那刺杀的事我们自己干!事成了功劳归赵王,事败了所有罪责我们自己承担,绝对不牵连张敖。他们趁着刘邦再次路过赵国柏人县的机会,在馆舍的夹壁墙里埋伏下死士,准备刺杀刘邦。结果刘邦路过柏人时,觉得“柏人”谐音“迫人”,不吉利,连留宿都不肯就直接走了,刺杀计划最终落空。
汉高帝九年(前198年),贯高的仇人向朝廷告发了这场刺杀阴谋,刘邦当即下令把张敖、贯高等所有相关人员全部逮捕,押往长安受审。抓捕的时候,参与谋刺的十几个人都争相刎颈自杀,唯独贯高大骂他们:你们死了谁来替赵王证明他根本没有参与谋反!
在长安的监狱里,贯高被官吏严刑拷打,被鞭打了几千下,还用烧红的铁条刺遍全身,身上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肉,却始终一口咬定,所有谋刺的事全是他们这些人自己策划的,赵王张敖从头到尾完全不知情。刘邦被贯高的硬气震撼,派和贯高有旧交的泄公私下里去询问实情,贯高坦诚地说:我难道不爱惜自己的家人吗?全族都要被处死,我犯得着为了一个和我非亲非故的赵王去受这种苦吗?实在是因为赵王真的没有谋反,从头到尾都被我们蒙在鼓里。
吕后也多次在刘邦面前为张敖求情,说他是鲁元公主的丈夫,绝对不可能谋反。最终刘邦被贯高的证词打动,彻底赦免了张敖的死罪,只是把他的赵王爵位废掉,降封为宣平侯。贯高得知张敖已经被赦免,仰天大笑着说:我之所以忍辱活到现在,就是为了证明赵王没有谋反,如今我的使命完成了,就算死也没有遗憾了!说完当场自刎而死,用自己的生命,彻底为张敖洗清了冤屈。
张敖被降为宣平侯之后,始终保持着仁厚恭谨的品性,从来没有对朝廷流露出任何不满。他门下的大量贤能宾客,当年跟着他从赵国入关,后来在汉文帝、汉景帝时期,大多都做到了诸侯相、郡守这样的两千石高官,为汉初的吏治输送了大量人才,足见他识人善任的能力。
汉高后六年(前182年),张敖病逝,谥号为“武”,最终陪葬在汉惠帝的安陵附近,墓址就在自己的妻子鲁元公主墓东侧60米处。他的女儿张嫣,后来成为了汉惠帝刘盈的皇后,张氏家族也靠着他的仁厚品性,在汉初残酷的政治清洗中得以保全,绵延传承了数代。
史书评价张敖是不折不扣的“长者,不倍德”,他的人生起落,恰好是汉初异姓诸侯王在皇权整合浪潮里的一个缩影——没有赫赫战功,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,却靠着一辈子的仁厚守信,在乱世的权力夹缝里,守住了自己和整个家族的平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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